貸款論壇？2023貸款論壇？

貸款論壇的主辦方之一，中國銀行北京分行副行長王曉東示意，“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平臺，搭建一個交流、合作的平臺，促進金融機構與企業之間的的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同時，也希望借助論壇的契機，進一步加強與各界朋友的溝通與聯系，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優質的金融服務。”北京銀行副行長王永利在致辭中示意。

許瑋儀 馬金華

2022年4月9日，由中心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和中心財經大學粵港澳大灣區（黃埔）研究院財稅研究中央主辦、中心財經大學中國財政史研究所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課題組承辦的“第四屆近代中國財稅史青年學者論壇”學術研討會在騰訊會議平臺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科研院所及多家編輯部的5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此次研討會一共收到30篇論文，分七個小組，觸及的議題主要有近代中國的財政與稅收、近代中國的金融與政府債務、近代財稅人物和財稅思想三個方面。

一 、近代中國的財政與稅收

對清代的財政稅收的論述主要有以下內容：

清華大學王嘉樂助理研究員探究了清代江南織造公費的源流與府部財權的轇轕。清初江南三織造先后以“官營局織”的形式恢復運營，長工夫缺乏合法經費。康熙年間，包衣織造兼理鹽務，織造辦差通常便宜動支兩淮余銀，以致鹽規膨脹，虧空往復。雍乾年間，織造公費完成從關稅、鹽課余銀內合法劃撥，支銷由內務府稽核，有余徑解內庫，成為皇室財政收支的組成部分。這一財源分流的過程，部分體現了皇室財政與國家財政在關稅、鹽課領域的轇轕以及完成財用分割的過程。對江南織造公費源流的考察，有助于推進對清代中心財政制度設想的理解。

1896年俄國在天津建立道勝銀行

中山大學江家欣博士梳理了近代海關稅務司的建立過程，分析了其對中外貿易關系的影響。第二次鴉片戰役后，清政府重新定義海關，設置稅務司治理中外貿易，挑戰了五口通商以來領事主導的貿易治理秩序。然而，這一制度轉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中外官商各權力在詳細的貿易治理問題中的相互博弈逐步完成。江海關稅務司與上海的英國領事和商人在《江海關新章》與《土貨進出口規章》中的糾葛就是十分典型的案例，整個案件的演進過程反映出條約體制的內涵與外延在中外各方的互動中不斷豐富。

山東大學博士后許存健研究了光緒中期海防捐收支爭奪財權的現象。光緒十年，為了應對中法戰役，清廷開辦海防捐，以應對沿海防務，籌建海軍。海防捐開辦時并未與各省督撫商議，并要求停止各省先前開辦的賑捐以及戶部開辦的常捐，統歸入海防捐收支，不僅引起了各省及戶部的不滿，還出現了山東、廣東二省新開辦賑捐侵奪海防捐收入的現象。這一情形反映出政府公共事務增多后缺乏相應的財政能力，在恢復舊制過程中顯得力不從心，難以再回到清前期財政集權的狀態。

研討會對于民國時代的財政稅收研究頗為豐富，觸及到的文章較多。

保山學院董世林分析了民國時代云南省財政在統計數據上呈現出嚴峻收不抵支、赤字巨大、常年虧損的情形下，38年間一直險而不潰這一“極耐索解的謎”背后之關竅：云南省在編制政府預算時，收入口徑偏小，一些重要的收入項目沒有納入財政預算，有的以至被包裝隱藏起來成為云南地方政府的“小金庫”。因此，從預算的角度看，維持云南財政破而不敗的主要原因可以歸納為：預算內開源節流，預算外羅織挹注。

廣州大學夏巨富闡述了民國時代廣東洋米稅的征免過程。民國時代伴著進口食糧的不斷增加，洋米征稅引起諸多問題逐漸為社會各界所注重。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推行關稅自主運動后，官商各界的關稅自想法識逐漸增強，全國遂于1929年掀起洋米征稅運動，但遭到相關地區米商的強烈反對。在中心和地方官商多次互動下，廣東洋米稅于1933年正式開征；隨后又由于1936年廣東碰到水災糧荒，粵省官商各界集呼洋米免稅，由此再次掀起洋米稅風潮。從這一反復過程可以看出官、商和民三方的博弈。

重慶第二師范學院王世超研究了民國時代契稅的存廢之爭問題。契稅由來已久，卻長期被國家視為雜稅的一種。民國以后，契稅的地位和重要性開始顯現，特殊是國地收支標準劃分之后，契稅被劃入地方，日漸成為地方收入中僅次于田賦和營業稅的第三大財源。然而，伴著“不動產只能經過登記才能獲取法律絕對效力”等法律的出臺，契稅在法理上失去了產權證實的功效；加之契稅與登記費和土地稅存在重復課征嫌疑，民眾和學界多有呼吁將其廢除。但契稅事關財政收入，政府斷不會容易廢除，官民間由此張開了契稅存廢的大討論。

山西財經大學閆浩講師研究了日本酒稅的勃興與明治政府的“富國強兵”，為民國時代的財政與稅收主題提供了國際比較的視線。回顧日本酒稅的發展歷史，酒稅總是伴隨日本造酒業的發展而發展壯大的。酒稅為日本的“富國強兵”戰略提供了重要的財政源泉，一度占據國家稅收首位，釀酒行業也因此成為日本的國家戰略。大藏省及主稅局所轄的國立釀造實驗所，對日本酒行業近代化轉型和發展壯大提供了重要作用。

中心財經大學馬金華全面梳理了近代中國政府間事權和財權劃分的變遷過程：清代前中期定額制下的配置失衡、清后期定額制被打破后的交織變動、北洋時代分權制下的渙散無序、南京國民政府分稅制下的改革多重調試、分稅制到分成制觸及省以下財權事權的劃分延伸、中共根據地統收統支制下的“紅色供應”戰時財政；并提出了以財權事權劃分平衡為準則、以法律為準繩、以轉移支付為手段，考慮稅種屬性和社會參與等近代中國留給當今的啟示借鑒和改革思路。

中心財經大學許瑋儀博士以1928年國地收支劃分標準為切入點，梳理了田賦被劃歸地方、縣級自治的失利加重農夫負擔和基層政權“內卷化”這一邏輯鏈條，指出南京國民政府政權“內卷化”的現象背后，反映了依賴軍隊設立起來的政權缺乏穩固的基層政權基礎，縣長任用獎懲機制的不完善和黨政機關的分離進一步加重了基層政權的不穩定性，因此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勉強地遷就以地主和資本家為典型的現存社會秩序的領袖。

中心財經大學林源博士研究了全面抗戰時代中心與地方財權事權的劃分及調整。抗日戰役爆發后，為應對事權與支出責任的突變，國民政府上集財權，進行財政系統改制，施行國家財政與自治財政二級治理體制。伴著戰時政策的演變和財政調整，省財政的好轉掩蓋了縣地方財政的竭蹶和不良趨向，省政府的行政緊縮政策掩蓋了縣地方事權的擴張，縣地方政權建設與財政基礎漸趨分離，財權不敷事權，中心與地方矛盾進一步加大。

中山大學歷史系柯偉明副教授論述了全面抗戰爆發后，廣東省以營業稅改制作為籌措戰時開支、緩解財政困難的突破口，通過施行清理積欠、簡化稅則、廢除包稅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初步設立起戰時營業稅體制。與廣東省的改革相比，1942年中心對廣東省營業稅的接管與改革，提升了廣東省營業稅的征收實效，既增加了營業稅收入，也施展了營業稅支應戰時財政的作用。

上海財經大學林矗認為，對于抗日戰役時代的田賦征實政策及效果分析，過往研究基本以正面評價為主，認為其對于抗日戰役的成功提供了土地制度、財稅方面的支持。然而評價一項政策制度的優劣需要從深遠視角綜合考慮，因此有必要對抗戰結束后田賦征實的實施目的以及經濟影響作進一步分析。戰后，通貨膨脹日益嚴峻，物價糧價猛漲，為了迎合內戰的需求，國民政府不顧各方反對，繼承推行田賦征實和征借措施，并將地方攤派公開并入田賦，進一步擴大征實數額，從而對戰后地方財稅體系、農村經濟造成了破壞性的影響。

江西師范大學郭淇斌以江西緝私處為中央，研究了抗戰時代國民政府基層管理的困境。1942年，國民政府財政部在泰和設江西緝私處，對日寇進行經濟封鎖、查緝走私。江西緝私處初由戴笠執掌，后改由蔣經國間接控制，并配有稅警武裝。因其復雜的人事背景和強勁的緝私隊伍，江西緝私處成為獨立且高于地方行政機關的戰時統制機構。一方面，江西緝私處曾破獲多起走私漏稅、囤積居奇案件，有力增援了抗戰前線；另一方面，又因其缺乏監管，頻頻引發商民沖突，以至沖擊地方政府，加深了基層管理的困境。

上海大學劉峰博士對安徽抗日根據地的財稅工作進行了系統論述。針對安徽抗日根據地的發展過程中，財稅工作方面存在的諸多時弊，根據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進行改善，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安徽抗日根據地的設立、鞏固、壯大是中共在抗戰時代局部執政的勝利案例之一，從財稅工作日趨完善的視角出發，這一過程實際上是中共管理能力和管理體系不斷提升的結果，對當前大力倡導的國家管理 現代化具有借鑒意義。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張莉助理研究員探討了東北解放區稅收體制的設立及稅務干部的培養。解放戰役時代，東北解放區的部分稅務干部的思想作風出現偏差及業務水平有限，影響稅收稽征。為此，東北解放區一方面完善稅務制度，使各項工作有章可循，并加強對稅務干部的規誡；另一方面通過培訓等形式加強對稅務干部思想政治和業務能力的培養。經由外在的制度約束和內在的培養，稅務干部對制度遵守程度明顯提高，對稅務工作重要性的熟悉也進一步增強，業務能力逐步提升，逐步成為革命性和專業性兼具的新型稅務工作者。

華中師范大學何家偉教授考察了1947年山東解放區召開的高級干部會議。1947 年作為中國革命的轉折之年，華東局工委召開渤海地區所屬各機關部門之高級干部會議，針對彼時面臨的食糧緊缺、財政困難、物價上漲等問題，提出了“精簡編制”、“供應標準”、“清理資財”三大整理方案。會后通過貫徹落實三大方案，減少了財政開支，整合了財政力量，充實了根據地經濟。在我黨準確領導下，山東解放區的財政問題得以有效緩解，為增援山東乃至全國的解放戰役預備了財政基礎。

二、近代中國的金融與政府債務

北京大學周建波教授論述了錢莊、票號和賬局等傳統金融機構的產生背景，通過考察其放款利率與業態特征，指出傳統金融機構受到經營模式的局限，導致其貸款利率無法下降到更低水平，無法滿意近代工商業的資金需求。時至今日，面對實體經濟中特殊是民營企業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只有健全現代金融體系建設，從金融業態創新的角度提升國家資金供應效率、升高供應成本，推動資金的市場化合理配置，才能引導經濟走向全面的高質量發展。

1930年，上海外灘。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田牛研究員分析了清末新政時代紙幣濫發與物價波動問題。伴著外國銀行在華權力持續擴大，外資銀行紙幣投放量逐步增加，成為物價上漲的助動力之一；而地方政府在洋務運動時代獲得相對獨立籌款權之后，國家財權分散，進一步加劇了通貨膨脹。清末新政時代，清政府將清理財政加強中心集權作為重要內容，但其指點思想依然局限于“貨幣政策從屬于財政需要”的狹隘范疇中，紙幣整頓缺乏效果，從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已無力承擔中國近代化的重任。

中心財經大學畢學進博士認為辛亥革命后云南省成立的富滇銀行具有官商二重性，該行以“商”之屬性，吸收民間存款借于政府，而當民間儲蓄提借一空之時，又以“官”之屬性增發紙幣再借于政府。富滇銀行的官商二重屬性，使得其儼然成為政府的“提款機”，由此勾勒出北洋政府時代地方政府內債發借的另一圖景。

安徽師范大學馬長偉副教授利用KMV模型測算從1912年民國設立至1936年全面抗日戰役爆發前夕的政府內債違約率，并評估這一時代總體的信用風險。測算結果顯示，在這25年間，政府債務違約率僅有10年處于安全邊際線之內，平均債務違約率高達8.34%，政府債務平均每年超額發行13066萬元。隨后又從財政收入水平、內債發行規模、政府舉債成本、債務資金用途等角度對引發信用風險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現階段的公債發行提供歷史借鑒。

中心財經大學楊宏博士分析了南京國民政府時代“大上海計劃”的施行過程。雖然上海市是當時全國最富有的地區，但是經南京國民政府重新劃分央地財權事權后，其財政收入僅夠行政、普通事業兩費，無力施行“大上海計劃”。為此，上海市政府借鑒西方經驗，通過發行市政公債、利用行政勢力收買土地待地價上漲后再行售出等方式為“大上海計劃”籌集資金，取得了顯著的建設成果，推動了地方城市建設的跨越性發展。

三、近代財稅人物和財稅思想

廈門大學張侃教授以南京國民政府任期最短的財政部長黃漢樑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其生平行跡與財經生涯的考察，展示了庚款留學生進入官場或商界的生命歷程，揭示出作為財政官員進行財政實踐背后所蘊含的機制、制度、網絡、觀念，反映了財政國家張開的曲折性和戲劇性。

寧波大學雷家瓊教授對近代浙江聞名財政人物周駿彥進行了研究。周駿彥曾為蔣介石業師，深度參與蔣介石的家事和財政事務。在北伐戰役、擁蔣組政和抗日戰役中，他均頗有建樹，曾職掌浙江財政數年，是蔣聯系地方社會和江浙財團的樞紐式人物，也是南京國民政府時代隱于孔祥熙、宋子文之后的重要財政人物。

民國時代，稅務處關于厘金抵押外國借款令。

安徽財經大學劉巍副教授剖析了熊希齡財政思想與實踐。熊希齡是中國財政現代化改革的思索者，在把握西方現代財政理論的基礎上，認真辨析了中西方社會的客觀差異，在劃分國地財政、改革現行稅制和合理利用公債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然而遺憾的是，由于國情的局限，熊希齡有時分難以將他的財政思想付諸于實踐；在詳細的財政工作中，他以至不得不暫時放棄自己的理想，轉而向事實尋求妥協。這種思想和實踐層面的分離，不僅反映了近代國人求索新知過程中的痛苦與無奈，也折射出這一時代中國財政現代化道路的曲折與艱辛。

江西財經大學劉曉泉教授研究了李先念的央地財權劃分思想。李先念作為毛澤東表揚的經濟“四大名旦”之一，主持財政工作長達20余年，而后又在國家主席任上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央地財權劃分思想，為我國央地財權劃分作出了重要貢獻。李先念“先中心后地方”“地方必須有靈活性”“劃清中心財政和地方財政的界限” 等思想，充分體現了其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辦法論、善于總結歷史經驗、認真調查研究的可貴品質。這些思想及特征對于新時期進一步完善央地財政關系、加快設立現代財政制度仍舊可以提供重要啟示和借鑒。

商丘師范學院歲有生教授探討了近代西方地方財政理論的引介及其本土化試探，認為西方財政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經歷了常識層面、理論層面、相對成熟階段三個階段，且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西方財政學的傳播為財政改革提供服務；二是國人特殊青睞瓦格納所倡導的以財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的財政理念。時人通過對西方財政學理論的嫻熟把握，開始對中國的財政現狀進行反思，在中心財政與地方財政劃分、稅收制度改革等方面針砭弊端，提出諸多具有真知灼見的思想與觀點。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梁長來副教授探究了土地革命時代黨的治稅思想的內涵及其歷史意義。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成立之初即在其黨綱和政治主張中旗幟鮮明地闡述了自己的治稅思想和治稅主張。土地革命時代是黨的治稅思想實踐和發展的重要試探時代。黨在根據地設立了蘇維埃政權后，黨的“廢除橫征暴斂，開征累進稅”的治稅思想才得以在根據地進行實踐，并通過稅收實踐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治稅思想。土地革命時代稅收工作留下了的優秀稅收文化，在新時期的稅收工作中應該得以堅持和弘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龔浩研究員以貨幣關系論為重點，闡釋了蘇聯學者對馬克思主義財政理論的早期創新。貨幣關系論是蘇聯學者基于蘇聯財政模式提出的財政理論，通過“貨幣關系——貨幣關系論——大財政體制”的理論演繹，解釋了基于單一公有制經濟基礎和高度集中 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蘇聯“大財政體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共產黨的決議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的結合，構成了社會主義財政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上述學術演講結束后，主講人與參會學者張開了熱烈的學術討論與互動，提出了很多具啟發性的問題與觀點。例如，中國人民大學何平教授認為中國傳統金融機構在近代發生了重大變革，應加強金融史和財稅史的結合研究。清華大學仲偉民教授認為應當關注近代人物的財政理念與財政思路對國家施政行為的影響。安徽師范大學馬陵合教授認為年輕學者用計量辦法研究財稅史值得鼓勵，但要注重和歷史史實的契合度。杭州師范大學潘國旗教授強調論文學術規范的重要性，注重歷史史料之間的相互印證。南京大學姜良芹教授認為歷史研究中宏觀的概念需要用細節去支撐，注重財稅與經濟政治的互動關系。河南師范大學任同芹副教授認為在研究地方財政時，注重財政與政局的聯系；在評價不同學者對稅收制度的看法時，應綜合考慮學術背景、政治背景，對歷史現實形成多角度的熟悉和思索。清華大學倪玉平教授指出在研究清末新政紙幣濫發問題時，要深刻分析影響物價波動的因素,加強研究對象與結論之間的因果關系。西南交通大學付志宇教授提出要深挖財政思想的理論來源，注重甄別是集體的思想還是個人的思想。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申學鋒研究員提出根據地財政研究中要完善稅收體制和稅收人民性的研究。山西財經大學劉生旺副教授建議財稅史研究應注意宏觀背景與微觀史實之間的內在聯系。廈門大學任智勇教授指出在研究清代海防捐問題時要深刻剖析背后各方權力的博弈，在研究江南織造公費源流時要關注財政監管背后的政治邏輯。中山大學柯偉明副教授指出在研究民國廣東洋米稅開征時要關注地方政局變動對稅收征管的影響；在分析地方稅體系建設時應更多著眼于地方個案。廈門大學焦建華教授提出要關注民國學人言論對當時政策的影響，在研究近代中國事權和財權劃分時，關注分稅制分成制分權制等的劃分標準。華中師范大學魏文享教授指出稅收是近代中國核心分配資源，要關注國家建構理論、農業型國家近代轉型等問題。

華中師范大學魏文享教授對本次會議做了總結發言，指出未來近代中國財稅史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比如稅收公債與貨幣關系、人物制度與思想關系、政治與納稅人的關系，全球比較視線下近代財稅研究、近代中國國家轉型問題、財政決策問題等。

本次參會人員不僅有各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研究人員，還有相稱比例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因此本次會議不僅為各學科學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臺，對于參會的學生們而言也是一個寶貴的鍛煉機會。財政是國家管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當代知識消費和學科發展已經步入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時期，作為財政學與歷史學的交叉學科，財稅史學的研究愈來愈凸顯出時期性和重要性。希望此次研討會不僅能夠推動財稅史的學術研究，促進學者們在研究領域、研究視角和研究辦法上有所創新和突破，還能進一步啟發和堅定學生們的學習愛好和求知欲望，投身于財稅史研究的宏大命題之中，為推動財政學科和歷史學科交叉發展做出貢獻。

（本文作者單位為中心財經大學中國財政史研究所）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